“共和国红镜头 ：中南海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 简介：
  　由中南海皇家摄影师杜修贤摄影、著名红墙女作家顾保孜撰文的《共和国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国事风云》一书用600余幅珍贵的图片、60万字的篇幅，为读者展现了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在中南海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与历史教科书、历史资料影片中的宏大叙事不同，本书更着重于伟人们日常生活的特写，第一代领导人在晚年的心态和日常生活、与常人无异的病痛折磨，都给了我们一个从普通人的角度去感受伟人生活另一面的机会……...

[ 本帖最后由 zmj041 于 2006-11-13 17:40 编辑 ]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
引言 杜修贤:著名“红墙”摄影师

    见过杜修贤的人都会说他是条汉子!
    是的，一米八的个头，宽阔的背脊，古铜色的脸膛，还有岁月的风霜染白的平顶“刷子”短发……构成了陕北汉子犹似黄土高坡那般浑厚雄壮、坚韧倔犟的独特气质。

    一旦和他相识，很快你就会发现这“独特气质”中隐藏着许多精彩的细节。

    比如，他从不给我介绍他那只端相机的手有何等奇功，可以稳稳托住按动1/4秒的快门。他只是用手夹着一根燃烧的香烟，烟已快燃到烟蒂，2寸多长的灰白烟灰虽弧形状弯曲着，随着他摆动的指尖一会儿举向嘴边，一会儿落于膝盖，烟灰却垂而不落，直到这根香烟吸尽丢在烟缸里，烟灰这才粉身碎骨。这是一种罕见的平衡之功，令我目瞪口呆……

    再比如，他没有过多的语言讲述他一生的经历，也从不去评论中南海里的历史事件和风云人物，而是带我走进照片构成的历史瞬间里。那哪是什么瞬间啊，而是一条由千万个瞬间汇集而成的历史长河，河宽而深。上面闪动着耀眼的光芒，卷动着激腾的浪花，也旋转着湍急的水涡……伟人领袖也好，风云人物也好，都在这条历史长河里挥展身手，表现才略。他们在镜头里沉浮、流动、定格，几乎每一个瞬间都能构成一个永恒的主题。

    杜修贤曾握住过中国最高新闻媒体的触角，在政坛新闻上“行走”了10多年。然而，离开中南海20年后，他还是那样不善侃说,看上去有点威严冷峻，回避着好奇者刨根问底的纠缠，更不允许作家们任意的文学加工。

    他说，他这一辈子只讲真实和真情。杜修贤的政坛镜头和红墙故事就能给人们带来亲切、真实，也带来沉思和震撼。

    和他熟了，开始窥视到他那似乎严厉的外表下善良温和的心灵，他走上摄影路之前的穷困与艰辛。

    故事滔滔不绝流出他的心窝，故事也滔滔不绝流过我的笔端……

    为了让镜头内外的故事叙述得亲切自然，故采用第一人称，让红墙摄影师走近您的身边，走进您的回忆中……

    1926年11月，我出生在陕北米脂县城。母亲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盘膝坐在炕头的背影，手里是我们儿女身上永远缝补不完的破衣烂衫。父亲在当时小小的米脂城里，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了，他打得一手好算盘，祖上曾是个大户人家，不知在哪一脉蔫了香火，渐渐地败落了下来，到父亲这一辈除穷得只剩下认识几个字外，几乎一无所有。

    我们一家租住在破烂不堪、极便宜的土垒房里，父亲的算盘已系不住我们兄弟姐妹不断增长的嘴。哥哥姐姐五六岁就上街拾菜叶和瓜皮，充填家里煮饭锅里的容量。盐水煮菜叶，盐水煮瓜皮，我们天天吃这些，我几乎记不起来白面馒头的模样，更不要说回味它的滋味了。

    母亲也常出门，她做有一手好针线，常到有钱人家做针线活，得来一点工钱，筹划全家人的油盐酱醋和针线布头。

    贫穷一直像影子一样追随着我家。小小的我用稚弱的肩头，挑起了沉重的生活重担，并开始试图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

    在我有了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后，更是家徒四壁，最后只好住到山梁高处的窑洞里，因为窑洞愈高租价越便宜。

    我提着哥哥姐姐曾提过的篮子，走上街头。

    西瓜堆旁，我汗流满面立在灼人的阳光之下，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每一张瓜汁四溢的大嘴，极有耐心地等待瓜客们啃完最后一口。就在他们放弃瓜皮的刹那间，我的篮子便准确无误地接住那片甩落的瓜皮。几十年后，我细细回想当时的情景，专注等待瞬间的耐性和对瞬间的准确反应，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已开始磨就？

    1937年，我11岁。穷山恶水的土坳里几乎与世隔绝，好像战争与这个世界相隔很远。但自从我的哥哥被征兵去了南方的抗日前线，我们家就开始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胁。终于有一天，一封来自长沙的“光荣信”——我的哥哥在长沙会战中战死，母亲几乎塌了精神支柱。她整夜整夜地哭啼，把眼睛都哭坏了……

    春耕在即，有田地的庄稼汉站在地边，似乎看见了金黄季节，憋着劲地朝手心吐唾沫，心焦地等着开犁。没田地的汉子们只好排在大户人家的门外，指望用廉价的劳动力换取昂贵的生存资格。

    米脂高府是这远近闻名的富贵大户。门口排了打工的长队，我也在其中。

    春寒刺骨。一批批汉子刷了下来，哭丧着脸走了。我却留了下来，因为我告诉高府女主人，我会洗碗扫地干一切家务活。

    整整一年，从日出干到日落，我是一个不知疲劳的佣人，终日忙碌。可是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想起满脸辛苦的母亲，未尽的男儿责任强烈地咬着我的心。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穷人的路？

    我离开了高府，自谋生路。

    14岁的我，走上一条不知漂泊何处的路，那心情那痛楚那苦涩那孤独根本无法用白纸黑字表达清楚。

    那一夜，我行走在漆黑的山道上，暗夜隐没了山梁和山坳，只能隐约地勾画出轮廓。寒冷侵遍了全身。黄土坡的怀抱里有人可以在安逸中睡觉，白天也不用劳动。而我的母亲、父亲整日操劳，全家却要挨饿……

    我痛苦不堪地想着，脚下的路离故土越来越远。

    天放亮了，晨霭里，我看见远方有城墙的影子。走近一打听，是绥德县，和米脂邻近的一个县。这一夜我竟然赤脚走了40多里地。

    又饥又渴，双脚火辣辣地痛。

    我忽然惊奇地看见几个穿灰色制服的人走了过来。咦？什么兵？是不是红军？我曾在米脂城里见过红军，听说是穷人的军队，我走上去向他们打听“你们是什么兵？”

    “八路军，共产党的军队。”

    “八路军和红军一样吗？”

    “一样，以前是红军，现在打日本鬼子，改成八路军。”

    一个念头在心里猛然腾升，我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我能当红军吗？”

    “那你到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试试，那里正在报名呢。”

    只要有饭吃，去哪儿都行。当时我不懂得革命道理，只要有饭吃不饿肚子就是最大的满足。

    我随着教员的指头在表上填上了自己的名字，看着自己歪斜的笔画，心里就有一种好梦难圆的惴惴不安。

    教员的指头又指着下一栏，叫填写父母的姓名。我僵然，赧颜不语。

    “不识字？……小兄弟!你不够学校招生的标准，过几年再来，好吗？”

    我红着眼圈退出了人群，依依不肯离去。

    “小同志，你愿意在这里扫地打水当勤务员吗？”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注视着我。

    “我都会做。”他的问话我并没有听懂。什么叫勤务员？管它三七二十一，先答应了再说。“先生，我给人家扛过活，能做许多许多的活计，先生，留下我吧!”

    “叫同志，革命队伍里不叫先生。”

    “同……同志，让我留在这……革命队伍里，我会干好勤勤……务员。同志，留下我吧。”我急切地使用刚学来的新词句，结结巴巴地恳求这位教员，这是最后的希望。

    我终于留在学校里当勤务员了。

    如果那次我被拒之门外，真不知会漂泊到何时何地，我的人生道路会是怎样的。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有读书识字的一天，能懂得革命道理，懂得知识，懂得许多上辈人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被“穷”的苦闷抽打的灵魂，现在豁然开朗了，仿佛打开一扇天窗，灵魂在没有压迫没有饥饿没有痛苦的乐园里徜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也像巨大的支柱耸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如磐石般的支柱虽然经过风蚀雨淋，但，一直耸立着、支撑着，直到今天。

    1940年的夏天，学校里的一位教员生了重病，要到延安治疗。病人去延安需要有人护送，学校领导问我。

    “200多里的路，靠双脚走，行吗？”

    “行!”我的坚强自信和成熟，赢得了学校的信任，终将这副重担搁在我的肩上。

    马一前一后担着用席子扎成的“架窝子”，病人躺在上面。我们上路了。

    延安革命的圣地，它在向我招手，我感觉到了。

    我看见了延河边的宝塔山。激动、兴奋冲击着每一根疲劳的神经，浑身的血呼呼直奔。就连奄奄一息的教员也双目生辉，像回到久别的故乡一样，病自然也就减退了三分，竟奇迹般地坐了起来，苍白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红晕。

    将病人送进延安总医院后，我按照学校的吩咐，到中央出版发行部报到，据说他们那里缺人手。

    我被分配在中央出版发行部青年队工作，还是勤务员的工作。

    不多久，我又调到新华书店当勤务员。日复一日地推移，我头顶上的“员”也随之不停地变动，通讯员、书店店员、书店管理员……

     新华书店的对面是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电影团，在那儿还开了个小小的摄影室。

    我常去玩，渐渐地我迷上了摄影。神奇的照相机好像有着无尽魅力，老是牵着我的腿去和它“相会”。时间一长我萌动着一种愿望，有朝一日也能拥有一部照相机，“喀嚓”、“喀嚓”照下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

    愿望在1944年初实现了。

    我参军进了八路军电影团，成为一名学摄影的新兵。

    吴印咸当时是电影团团长，也是我们的老师，我有了一部德国“蔡斯”相机，后来又有了一部苏联老大哥的相机。

    我痴迷了，从没有什么东西像这样让我着迷过，仿佛每一个画面都有着永不褪色的魅力。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吴印咸和我们学员分别了，他去了东北战场，而我随十八集团军也上了西北战场，也就是后来的第一野战军。

    战争锻炼人，也锻炼了我的拍摄技术。

    全国解放时，我已是一个熟练的摄影记者了，后来在兰州军区画报社当了摄影组的副组长。我的官当得并不好，但照片还是很有出息的，报刊上常有它醒目的一席之地。

    从那时到现在，许多许多岁月在手指间流逝走了，我也经过了很多的大风大浪，但要我忘记初衷是不可能的。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
第一章 走进中南海，走进西花厅（1）

    1960年元月，我刚满33岁，正式接到新华社的通知，派我去中南海跟随周恩来总理，专门负责拍摄他活动的新闻照片。和我一同确定为专职摄影记者的还有侯波、孟庆彪、张彬，他们分别负责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的摄影活动。中南海的摄影师绝不是一般按按快门、调调焦距的摄影师，这点我很清楚。这不仅要求摄影技术的臻熟，更多是政治上的成熟。
    第一节 正式担任周总理专职摄影师

    中南海西花厅里周总理和邓大姐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至今都留在我温馨的记忆里。

    北京的冬季寒冷异常。风很硬，像刀在脸上刮，连胡茬根都在颤抖。可是在这个不受欢迎的季节里，我们摄影记者还要去冰天雪地拍火热沸腾的场景。幸好那时人年轻，耐寒，不大把天气放在眼里，干得挺欢，照片发稿也多。

    1960年元月，我正式接到新华社的通知，派我去中南海，跟随周恩来总理，专门负责拍摄他活动的新闻照片。和我一同确定为专职摄影记者的还有侯波、孟庆彪、张彬，他们分别负责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的摄影活动。记忆里这是新华社第一次明确分工跟随中央领导人的摄影记者。那年，我刚满33岁，已拍了16年的照片。

    我走进了人们向往、世界注目的中南海。

    中南海的摄影师绝不是一般按按快门、调调焦距的摄影师，这点我很清楚。这不仅要求摄影技术的臻熟，更多是政治上的成熟。

    这天，中海和南海的湖面，一抹展平。晶莹的冰将所有的生气死死地封在底层，留着光洁却寒冷的美丽和太阳默默相对。

    我到中央警卫局报到，转了组织关系。按规定，我们专职摄影记者的党组织生活由警卫局统一管理，侯波担任中南海摄影组的组长，我是副组长。

    第一次走进西花厅，也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新奇，心里绷得紧紧的。我握了握手里的“莱卡”相机，尽量分散这种命运转变带来的不自然情绪，表现出轻车熟路、稳操胜券的老练模样来。

    客厅在前院，是清代的皇家建筑，看上去似乎富丽堂皇，郁积着贵族的气息。定睛细看，就会发现，门窗檐柱上已油漆斑驳，露出了陈旧的木质，那骄横盛世的皇家气息已被岁月风化，变成了漫长历史演变的物证。室内简朴的陈设更将这种气息消弥殆尽，都是极普通的桌椅，沙发不仅式样陈旧还显得特别的笨重。

    一会儿，周恩来总理走了进来。我正站在客厅的一边。我看见总理走上前和电影记者握手，就跨到跟前为他们拍照。连着拍了几张，总理走过来和我握手，刚握上手他突然调过头对别的记者说：

    “嗳……嗳，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有人照相？”

    我忍不住笑了：“相机在我手里，别人照不成啊!”

    总理朝另外一个记者招招手。“我和老杜再握一次手，你们给照一下。”

    我高兴极了，和总理留一张单独合影，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读者可能有点奇怪，整天和总理在一起，怎么照一张照片还那么难？

    总理是一个和蔼慈祥的人，同时也是个严厉严格的人，到他身边之前，我就知道了许多“纪律”，比如不能抢镜头，不能主动提出和领导人合影等规定。那时的人也很老实，不让合影就不合影，决然想不到找机会单独合影。所以许多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至今都没有一张和总理的单独合影。

    总理和我单独握手后，看看我，若有所思。

    “嗯……我以前看见过你……面熟嘛。”

    刚才那一笑驱走的紧张又跟了过来，脸热良久，舌尖上也没能弹出一个音符。

    以前见过？我脑海里迅速筛找记忆……

    1945年我在延安见过周恩来，那时他从重庆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机场上，我挤在人群里，紧张地抓着一部苏联老大哥的照相机，一会儿举起，一会儿落下，奔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满以为能拍下周恩来潇洒、沉静、健美的身影。还没等从成功的幻觉中醒过来，猛然发现镜头盖没打开。巨大的懊恼顿时像刀在胸腔里剜，剜得泪都快出来了。怎么节骨眼儿上就出岔子呢？年少气盛颇为自负的我差点没把相机给砸了。那次纯属摄影新手的常规错误，竟使毫无过错的苏联相机在我手里一生都黯淡无光。

    那次机场上人山人海，我淹在里面，连个头顶也没有冒出来……这绝不可能算是见过。

    以前见过？1954年从兰州调到北京分社，后又到中央新闻组，倒是常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可……那些会议和活动往往场面较大，人数也多，尽管有时镜头离总理很近，但他都在聚精会神地讲话，怎么可能会注意我这个普通记者!

    然而他确实记住了我，从他确信无疑的神态可以看出。

    “我能到总理身边工作，一是组织的安排，二是……是我的运气好哪!”憋了半天，说出这么一句话。

    总理盯了我一眼，那眼神叫我吃不准他是不是要责备我，心里不觉慌了起来。

    “那哪能靠运气？工作要靠自己的努力嘛。你说是不是？老杜。”

    刚才总理叫我老杜我就不自在了半天，他多大我才多大呀……

    “总理，您就叫我小杜吧，这样合适些……”

    不等我说完，总理摆摆手，“哎，我们都是革命同志，不分年龄大小，老杜小杜还不一样吗，没那么多规矩。”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我看见总理也笑了，心才松弛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总理抬手看看表，可能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拍拍我背着的充电器，说：

    “挺沉的，先放下吧。”

    那时用的闪光灯没有干电储存功能，靠充电器供电。一个充电箱起码五六斤重，背久了还真的压肩，木涩涩的。

    “总理，这些机器都不能离身，这是规定。”

    “噢……规定，规定就不要违反了。你们很辛苦，要背这么多的机器。”

    总理不无同情地望着我们几位记者，个个脖子上至少吊着两部机子，再加上碗口大的闪光灯，一副五花大绑的样子。

    我们告诉总理，习惯了，一点也不累。他感叹道，到底人年轻啊。用手搔了搔自己已经开始花白的头发。可我一点也不觉得总理是个花甲老人，特别是他那双浓眉下的炯目，使之容貌生辉，英姿勃勃。以前我只知道总理潇洒而庄重，练达而忠笃的风度颇为众人欣赏、称赞。相形之下，他内在的美德和海涵气度比外表更有征服力，一种深沉持久的征服力。这使周恩来的魅力经久不衰，子子孙孙仰慕不止。

    会见外宾后，周恩来提议我们一同到后院坐坐。

    后院是周恩来和邓大姐居住、工作的地方。

    院子里有几株高大的海棠树，每年4月，粉色花朵缀满枝杈，阵风吹过，花瓣纷纷扬扬，漫天飞舞，壮观至极。

    这天，我见到了邓大姐。她身穿深紫色的呢外套，披着雪白的纱巾，和蔼可亲地迎接我们。

    我们落座后，邓大姐一一询问了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她听说我有两个女儿，眼瞳里跳出只有女性才会有的怜爱神情。连连说：

    “女孩儿好，女孩儿好。女孩儿大了知道疼父母……女孩儿好。”

    看得出来，这个庭院缺少孩子的笑声。邓大姐是多么喜欢孩子!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孩子，几乎都到总理和邓大姐家里玩过，有时，邓大姐主动打电话让把孩子带过来玩玩。

    十多年，我拍过不少总理、邓大姐和孩子在一起的开心镜头。

    我离开西花厅后院时，邓大姐嘱咐我：“老杜，有时间带女儿们来玩玩，啊，一定带她们来玩呀!”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
第一章 走进中南海，走进西花厅（2）

    第二节 邓大姐的终身遗憾
    我们离去时，邓大姐一直相送到大门口才收住步，还亲了亲两个泪汪汪不想走的孩子，我妻子眼眶红了，移开视线……

    后来我和妻子带着女儿们去西花厅时，我们的三女儿刚出世不久，我妻子抱抱又放下，考虑再三，还是放下了襁褓中的婴儿和一摞尿布。

    “这是进中南海，你当去逛街呀？也不看看带这么多尿布雅观吗？”

    我没好气地对妻子说。

    两个女儿进了西花厅就乱蹦乱跳的，以为进了什么公园，不等我们拉住就撒开两条小腿不见了影子。邓大姐从屋里出来，一见，爱得跟什么似的，跑上前去，一手拉着大的一手抱着小的，眼睛还四下里寻。

    “老三呢……小的那个呢？”

    妻子朝我投来责备的目光，对邓大姐说：“孩子太小，一会儿就哭闹，怕……打搅大姐的工作。再说带小孩子出门，不……不方便，就尿布……”

    “啊呀，那有什么关系呀。我就想看看这般大的奶娃娃，闻闻奶香，毛茸茸的多可爱。唉……”

    她不无遗憾地用手比划婴儿的模样。

    看到邓大姐这样喜欢孩子，我心里也后悔了。不该顾及这顾及那的，将小女儿留在家里，结果给邓大姐留下了深深的失望。直到我们再三保证：下次一定将毛娃娃带来!大姐的脸上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孩子调皮，又有个面慈心善的奶奶宠着，欢得恨不得上天入地，满地毯上打滚。我们在一旁又急又气，几次想上前去制止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们。

    邓大姐不让。

    “嗳，孩子调皮爱动，不是坏事。说明她们爱动脑筋，有个性。聪明的孩子往往是调皮的孩子，不要管得太严。”

    时间真快，我们该告辞了。邓大姐笑眯眯地拉着孩子们，走到屋外，选好背景，搂住两个孩子合影留念，镜头里的热烈场景真让我感动也让我心酸……普天下的女性都能生儿育女，可我们的大姐选择革命的同时也选择了终身缺憾，放弃了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这高尚而高昂的代价，竟是这样的残酷……

    我们离去时，大姐一直相送到大门口才收住步，亲了亲两个泪汪汪不想走的孩子，我妻子眼眶红了，移开视线……

    两个小家伙走出好远，还不住地回首，望着向她们依依招手的邓奶奶。

    “下次别忘了带毛娃娃来玩哪!”

    春风从我们的背后送来了大姐的叮咛。

    至今想起我都不能原谅自己。小女儿两岁我都未能兑现自己向大姐许下的承诺。这不难兑现的承诺竟在繁忙和顾忌中无限地拖延，如果不是在机场相遇，如果又没带小女儿……我真不知道会将大姐的愿望拖延到何时。

    1964年夏季，我随总理出访。妻子携已由奶娃娃长成小娃娃的老三到机场送我。邓大姐在候机厅里看见了我们，连连朝我们招手，叫过去。孩子胆怯地望着蹲下身和她平视的陌生人，想哭。可邓大姐高兴极了，搂过孩子，对着小脸庞“叭”就是一口，拉住小手，说：

    “啊呀呀……瞧瞧，我们的奶娃娃长这么大了。你这么一点大时，我就让你妈妈带你来玩……你妈就不带你来，你说，这是妈妈不对，是吗？”

    孩子不再害怕了，而是扭动着头，冲着邓奶奶“咯咯……咯”傻笑个不停。

    邓大姐“咯咯……咯”笑得更开心。

    我赶紧抢拍下这幕洋溢天伦情趣的生动画面。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
第二章 第一次随周总理出访东南亚（1）

    1966年7月，正是越南战火纷飞的时期。胡志明谴责美国轰炸河内、海防和扩大侵略战争的罪行。就在他的《告全国同胞书》发表的当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对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说：“不管美帝怎么办，中国将继续根据越南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随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援越抗美到底。”
    第一节 泼洒“和平共处”之福水

    1960年4月，我们在缅甸经历了一场规模宏大、别开生面的泼水节。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穿上“裙子”，沿街泼洒祝福之水。

    到总理身边不久，就开始了出访活动的准备工作。这一次去东南亚4国——缅甸、尼泊尔、印度和柬埔寨。

    1960年4月，我跟随周总理率领的中国友好访问团登上了专机。

    这次出访，第一站是缅甸，正好赶上那里的泼水节。我们一到那里便经历了一场如“水漫金山”似的“大水灾”。尽管记忆桥梁跨越了30个年头，可每每想起那次的欢快场面，已日渐消亡的记忆力仍会迸发出清晰的火花，不由得发出一连串的笑声，和当年一样响亮。

    仰光是缅甸的首都。这里风和日丽，四季常青，佛教建筑星罗棋布，高高的塔尖穿过苍翠，抵着蓝天，使得这个城市弥漫着神秘、肃穆和虔诚的色彩。

    正是中午，大街上热气腾腾，人影稀少。我提着相机走出国宾馆，置身在一个新奇的世界里。近处汽车“嘀嘀”的鸣笛声那样紧迫，可远处“铛铛”的古刹钟声却又那么悠缓。有几个穿着长裙的男子，悠闲地用拖屐丈量路面……我觉得我像走到漫长历史的古道上，而不是现实中的城市。我不能像街上男人那样悠闲，走马观花般匆匆而过，就赶快回到宾馆，因为要拍摄总理的活动。

    周恩来——缅甸人民并不陌生。

    1954年周恩来曾访问过这个国家，此前提出了著名的后来响彻全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像种子撒在这片温和的土地上。待这次周恩来重踏这片土地时，友谊之花开满了仰光的大街小巷。友好的市民用生硬却别有一种韵律的汉语朝着我们代表团热火朝天地呼喊：

    “中国，周恩来。”

    “周恩来，中国。”

    这时，不断有水泼来。据说这是当地人欢迎贵客的一种方式。周恩来不顾迎面而来的清水，走到人群中和大家握手，老的小的男的女的，一双双手被周恩来微笑和友好的情意挽住，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心声传到缅甸人民的心里。

    也不知是被充满激情的气氛感染，还是年轻力壮体魄的支撑，我竟然不知道疲劳，脸颊终日红彤彤的。一天活动下来，来不及喘气，又一头扎进卫生间。

    现在的人可能要纳闷，摄影师干吗老钻卫生间？莫不是肾脏不好？

    60年代的摄影记者绝无现在摄影记者的条件优越，既要会拍摄还要会冲洗、放大。外出时，身上除了挎两部相机，还得随身携带一套冲洗和放大的工具箱，出国也不例外。现在的摄影家们拍摄照片，只要快门响过，便可心安理得等着胶卷从冲洗工作间里流水作业，变成你所期待的照片。

    不言而喻，小小空间的卫生间便成了我的“用武之地”。在这特别的暗房里，曾将成千上万的瞬间变为永恒。

    我们到缅甸没有几天，就是缅甸人民的盛节——泼水节。

    这天早晨，我用冷水冲了冲因通宵未眠而发涨的头颅，想悄悄走出宾馆，透透清新的空气。刚走到周恩来住的房间门口，门无声地开了，周恩来微笑着走了出来。我正想上前问“总理，早!”话还没有出口，舌尖却随着我的视线凝固在两齿之间……总理，怎么……怎么穿上了缅甸男人穿的裙子？

    我愣愣地，不知该说什么好。这时我身后又走来了人，大家都被总理的模样逗笑了。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什么时候见过周恩来这般装束？

    头上缠裹白色纱巾，对襟上衣镶着彩边，布盘钮扣，古色古香的……下面就是长裙子。

    “这不是裙子，是袍子。”有人反驳我。

    “是裙子!”我坚持。

    周恩来并不理会我们的争执，而是饶有兴趣地打量自己身上那条大方格的“裙子”。

    “裙子”的前面重叠一褶，后面紧紧地裹成筒状。

    我还没有看仔细，又从好几个房间里走出穿“裙子”的人。大家互相取笑，好不开心时，突然笑声戛然而止，陈毅大摇大摆，潇潇洒洒从他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哈哈……哈……”笑声的闸门又被冲开。

    陈老总，我们工作人员都这么叫他。他本来就妙趣横生，现又配上这么滑稽的一身，笑得大家恨不得岔了气!他却若无其事地拖着卡脚拇指的缅甸拖鞋，呱哒……呱哒……朝我们走过来。

    我在一旁心里直乐，大元帅也会这么率真可爱？

    “嘿嘿……我这辈子啥子衣裳都穿过，就裙子没有穿过。好生风凉呐!”

    他双手拎着“裙子”的两边往上提了提，夸张地说。

    “老杜，你还不去换衣服。”总理在一旁催我。

    我有点迟疑……总理见我磨磨蹭蹭没有去换衣服的意思，皱起了眉头。

    “去，去……去换上，这是对人家尊重。”

    “总理，我要拍照片……相机怕水……”

    “嗳嗳，我说老杜，相机怕水这和衣服有啥子关系？”陈毅不解地发问。

    “我穿中山装，当地人一见，知道我是中国代表团，就不会向我泼水。”我神情很认真，大有缅甸风俗研究家的架式。事后我才知道这是多么荒唐可笑的“认真”，比天真还天真!

    当时陈老总就用指尖点着我的鼻子，“嘁，外行。你以前怕是没见过泼水节是啥个样子？泼水泼水，就是朝人身上泼水，管你穿啥子衣裳。泼不上水你老杜还没有福气呢!晓不晓得？今天的水是福水哦!”

    走到门口，还回过头朝我遗憾地咂咂嘴：“老杜，傻吆。福水都不要喏。”

    我仍不以为然。

    任凭别人怎么劝说，我就是不肯换上“裙子”，并固执地认为泼水就是冲着裙子泼，而不泼中山装。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像个标新立异的中国人，跟在“裙子”的后面，挺起眼地走出了宾馆的大门。刚走到大街上，“糟糕!”我心里苦叫一声。

    大街上的水势瓢泼如瀑。

    我怎么办？我的相机啊!我彻底地傻了。

    “哗……”我承接了全团第一盆“福水”，我只来得及将相机掖进怀里，便成了一只货真价实的水鸭子。我纳闷，干吗当地人要把水泼在我的身上，而不是那些已穿了民族服装的代表团成员？“中国……中国”我突然被水声夹杂的吆喝声惊醒了……天啊!我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我的中山装，使他们从千万张容易混淆的亚洲人面孔中分出了中国人的面孔，这引起了热情好客的缅甸人极大的注意，一时间，整个代表团就笼罩在水网之中。

    我进退两难，干脆也拿了一个铜钵，不管三七二十一，胡乱地泼了起来。开始我们还不敢往领导人身上洒水，就是洒也只敢斯斯文文，象征性地溅几滴，因为概念里的水还没有注入福气的成分。可是，四周的水才不管我们的斯文，依然倾盆而来。这时我们发现，我们的腼腆和斯文只能引来更多的泼水。

    “祝福越多泼水就越多。泼呀!”不知谁叫唤了一声。

    “哗哗……哗”，我们一下子放开了，拘谨迅速地转换成对泼水的渴望，随着泼水气氛渐浓，水……成钵成钵地泼洒了出去。水中我看见总理和陈老总就在不远处，也在泼水，不过，他们泼洒的动作要比我们有气势得多……不由得我有些担心，总理毕竟是60多岁的老人，这样水淋淋的……身体能吃得消吗？这时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为总理披了一条浴巾，可是漫天的水已经泼得一塌糊涂，浴巾似纸，很快就被浇透了。

    我被眼前的场景打动了，心里直痒痒。怎样才能拍上照片又不淋湿镜头？“哗”又是一盆水朝我泼来，我被激出了主意——脱下衣服包住相机，只露个洞给镜头取景，至于是不是能对准焦距，全凭视觉目测，靠运气啦。

    “咔嚓……咔嚓……”我的手摸着衣服里的相机，不停地按动快门。

    水在空中斜来斜去地飘洒，人在地上跳来跳去地躲闪……水声、笑声、歌声、叫声汇成了涨潮的河淹没了仰光的大街小巷。

    我好不容易从水天水地里逃了出来，回到宾馆。不等擦干身子，就一头钻进“暗房”冲洗照片。洗出一看，嗨!没想到竟拍成功了——

    湿淋淋的周总理，正用手从水钵里往外泼水，尽管脸上淌着水，可水中的笑容比任何一次都要欢快。

    这是多么难得的放松，多么欢乐的瞬间啊！

    真可谓福水呀！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
第二章 第一次随周总理出访东南亚（2）

    第二节 友好访问变成吊唁活动
    噩耗突然传来——柬埔寨国王逝世！周总理接到电文，用手支着下巴，阴沉着脸，许久没有说话……

     

    离开缅甸后，代表团又访问了尼泊尔和印度。

    我们即将结束印度访问时，遇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柬埔寨国王英年驾崩。噩耗来得这样突然，叫我们全体成员瞠目结舌，不可思议。后天，这位国王应该站在我们到达的机翼下……怎么就长眠不起呢？

    周恩来接到电文后，用手支着下巴，阴沉着脸，许久没有说话……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我们工作人员私下以为，总理一定会取消这次友好访问的。柬埔寨国王突然病逝，全国肯定沉浸在突如其来的悲哀中，再说新国王还没有即位，我们就是去无论如何也没有兴高采烈的情致，这友好的气氛肯定要被悲哀所代替。

    第二天，我们接到了正式通知，前往柬埔寨访问的计划不变。

    离开宾馆时，我们行李里多了两套衣服，一套西装，一套中山装，颜色全是白色。打开白色衣服，里面裹着一条黑色领带。

    我们很惊讶，这几十套几乎贴着我们每个成员身子做的服装，是怎样在几天时间里，变戏法似的变出来的？事后我们才知道，这都是总理的安排。他果断地决定，代表团成员每人做两套白色丧服。中山装，在国内制作；西装，在印度做。要快!衣服在印度工人手里加班加点，日夜赶制。

    我们的飞机在印度机场欢送的人群上空旋了几个圈，朝着东南方向飞去。

    历史悠久的宗教文明古国在视线里愈来愈远，愈来愈朦胧……举国哀悼的国家却愈来愈近……

    友好访问变成了沉痛哀悼。

    我们进飞机不久便开始换衣服，所有成员全部穿上白色西装，扎上黑色领带。我穿好衣服后，走进后舱，总理和陈毅也已经换上了白色西服，我不由得为总理的安详、肃穆和英俊的风度而震惊。不知不觉举起了相机……“咔嚓”，总理没有抬头，视线在一行行文字里移动……我的镜头又对准了陈老总，我无声地笑了。他那已发胖的身躯罩着白色，愈加显得臃肿。不过老总毫不介意，也越发地潇洒，白色更赋予他诗人的气质。

    飞机平稳地停在人群中央。我飞速地瞄了一眼窗外，心绪被机场上白花花的丧服晃得乱糟糟的。白色的列队，白色的礼花……舱门打开，我和以往一样先跑下舷梯，站在一旁等拍周恩来和东道主握手的镜头。一会儿，周恩来一身素装出现在机舱门口，他没有立即走下舷梯，而是在舱门外停立了片刻，他神情庄穆、凝重，迈着迟缓的步履走下梯阶。他的身后是陈老总，接着是白色队伍从机舱里蜿蜒而出……

    立在舷梯旁的年轻王子，诺罗敦·西哈努克眼中浮动着闪闪的潮光。他十分感激中国政府在他沉浸悲哀时，在他的国家沉浸悲哀时，给予了最真诚、最难忘、胜似兄弟的友情。

    我们代表团在金边市区访问时，没有想到被臂带黑纱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人们虽然穿着白色的丧服，可是友好热烈的情绪却像一团火，融化了城市连日的悲哀气氛，也融化了我们心头不安的担心。人越围越多，最后连我们的汽车也寸步难行了。尽管警察使出了浑身的力气，也无法将狂热的群众拦到车道线以外的地方。西哈努克亲王笑着和周恩来一起下了车子，走到群众中间，这时人们将早已准备好的用鲜花编制的花环戴在了周恩来的脖子上，不一会，周恩来的身上坠挂满了五彩缤纷的鲜花，没法靠近的群众就将花环远远地抛过来，顿时花瓣像飞扬的雪片，遍地开花似地撒了一街。

    我被这意外的场景振奋了，也顾不上身上雪白的西装，挤在人群里抢拍这一幕幕感人的镜头……

    到宾馆稍作休息，在取得西哈努克等人的同意后，周恩来于下午前往灵堂，向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的遗体志哀。他和陈毅在前国王的遗体前安放了两个巨大的花篮。随后，他又到国王御座殿拜会了西哈努克的母后和摄政委员会成员。当晚，柬埔寨摄政委员会主席西索瓦特·莫尼勒亲王(他是西哈努克的舅父，曾在西哈努克放弃王位时，投票赞成西哈努克的父亲担任国王)在金边克马林宫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招待周恩来一行。柬埔寨王室虽然还处在国王辞世的悲痛中，但从中国总理的真诚来访中，得到了一些慰藉。

    正是这样的亲密关系，60年代初，西哈努克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送到中国来学习，让柬埔寨驻华大使兰·涅特把他们交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亲自出面做三位王子的监护人。周恩来对有关部门交待：这是西哈努克亲王对中国的信任，要为三位王子找一个比较适合的学校，安排好他们的教育、管理以至生活。他还指示学校方面：对三位王子在汉语、英语、数学、纪律、品德教育方面要求严格，并指定专人予以帮助；但在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劳动课等方面则不要像中国学生那样要求。三位王子中除了瓦纳王子因故中途退学外，其余两位一直到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还在学习，且成绩都很好。西哈努克对此很满意，并多次表示感谢。

    尊重、理解、平等，使年轻的王子在以后几十年执政生涯里，无论太平盛世还是流离失所，他始终对中国一往情深，把中国看成可靠的大后方。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
第二章 第一次随周总理出访东南亚（3）

    第三节 将援越抗美进行到底
    尽管周恩来和胡志明各自代表自己的国家和党，但由于两人私交甚深、感情深厚，他们在一起就像老朋友那样自然、随意，没有拘束。

    中国代表团访问了缅甸、印度、柬埔寨以后，再次前往越南访问。

    1960年5月9日，当周恩来和陈毅乘坐的专机离开金边进入越南上空时，由于气候原因，飞机无法在河内机场降落。要选择另外一个气候稍好的机场。经越方提出，周恩来同意转降义安省省会宜安市机场，因为这里是胡志明主席的故乡，周恩来也想顺道去看看。

    当天，周恩来在胡志明的故乡下榻休息。越南的乡村集镇显得格外自然古朴，大家短暂地享受了这里的乡野风光。5月10日上午，天气好转，专机再次从宜安机场起飞，抵达河内嘉林机场。走出舱门，范文同率10万市民夹道欢迎，并带来了胡志明的问候。

    这次访越，周恩来还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与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举行了三次会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越南党的中央领导表示，中国党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统一祖国的斗争，并在经济上提供尽量多的援助。在周恩来将要结束访问时，胡志明主席在主席府举行欢送仪式和宴会。主席府的院子里专门备下了露天座位。当胡志明和周恩来就座时，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戴着红领巾拥了上来，他们把手中的红领巾分别给敬爱的胡爷爷、周爷爷和其他领导人戴上，然后像在亲人面前一样，席地坐在胡志明、周恩来等人身边。更可爱的是有几个孩子干脆把手放在胡志明和周恩来的腿上。大家高高兴兴地坐下观看场内的表演，其情其景，宛如一个和睦幸福的大家庭……

    周恩来和胡志明在一起，尽管两个都各自代表自己的国家和党，但由于私交甚深、感情深厚，双方感到自然、随意，没有拘束。

    有一次，胡志明登门回访周恩来，谈话开始前，我们要拍照，只见胡志明和周恩来都热得满头大汗，但只好衣冠楚楚。刚拍完照，胡志明就一边脱衣服一边催周恩来：“太热，都赶紧把制服脱掉，我先脱。”若要在别处的外交场合，周恩来绝对是制服整齐、风纪扣严实的，既然是老大哥胡志明带头，他也毫不犹豫脱去制服，穿上了短袖衬衣。后来几次在胡志明的主席府，也是如此，只要我们新闻记者拍完照，胡志明立即把制服脱掉，他与周恩来都没有把对方当外人。

    有一次，胡志明秘密来华，与周恩来商谈中国对越南的援助问题。周恩来专程陪同胡志明到武汉，在这里，他们又一起回忆起过去。1927年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后，于5月下旬至7月下旬在武汉主持中央军事部的工作，这期间胡志明到过武汉，两人度过了一段合作共事的岁月。

    那次两人再聚武汉，不免有些怀旧。周恩来设宴招待胡志明，饭后，胡志明习惯性地看看四周，想找个东西，可是，没有。这一细小的动作被周恩来观察到了，他早有准备，轻轻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根用纸包着的精制牙签，递给胡志明。胡志明惊喜地说：“你记性真好，还记得我要用牙签。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其实，这只是周恩来细微地关心人的一个很小的方面，对胡志明这样的老朋友，周恩来更是深知他的生活习惯，自然要照顾得更周到。但周恩来听了胡志明的夸奖，笑答：“我不过是中国的一个勤务员罢了。”

    1966年7月，正是越南战火纷飞的时期。胡志明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谴责美国轰炸河内、海防和扩大侵略战争的罪行，并指出：“对越南来说，没有比独立和解放更宝贵的了。”这句名言成为越南人民的座右铭。就在胡志明《告全国同胞书》发表的当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对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说：“不管美帝怎么办，中国将继续根据越南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随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援越抗美到底。”

    几天以后，首都百万群众举行声援集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仅次于“文化大革命”接见红卫兵的盛大集会，以表示中国人民支持胡志明《告全国同胞书》，支持越南人民抗美的决心。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
第三章 “大跃进”之人祸天灾（1）

    1958年8月，毛泽东又一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并在南宁会议点名批评了周恩来，而且十分严厉。周恩来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但他心里非常清楚，时间一到，滚烫的钢水会立即凝聚成冰冷而沉重的负担，压在中国人的身上，自然规律是残酷无情的。一向严于律己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又一次把自己违心的检查送给了毛泽东。
    第一节 毛泽东点名批评周恩来

    1961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不堪回首的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也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下人祸的显露阶段。

    从1957年起，神州大地开始发生政治大“地震”，先把50多万人打成“右派”。到1958年，一曲共产主义“狂想曲”，把一辈子受苦受穷的人民都鼓动了起来，梦想着早日走进粮食成山、食油成河、钞票作废的“神仙乐园”。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从土疙瘩里升了天。毛泽东看到这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卫星”，由衷地高兴。他多么希望他的人民幸福富裕，一夜之间摆脱贫穷走进共产主义!“浮夸风”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目光紧紧吸在“卫星”的表层。在中南海肯定和赞许声中，一系列的“大”出现了：大办农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食堂……好像没有一个“大”字打头，就失去了人定胜天的力量。

    周恩来不是三年“大跃进”中的得志者，却是“大跃进”后的苦行者。他在这场热闹非凡的大运动中，却一直处在挨批评的地位。这是他漫长的政治生涯里少有的长时间的失意。早在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有一年就要完成，冒进的苗头开始显露出来的时候，他就发现经济建设速度过快，突飞猛进的背后似乎预告着某种灾祸，惊人上涨的数字不一定是个好预兆。他开始考察、思考，进而感到不安。

    这一年，我已经在新华社中央新闻组工作。一次我被派去拍摄毛泽东参观日本工业展览会。我第一次发现毛泽东会像一个孜孜以求的学生那样，对日本工业的各种展品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重工业的展品，几乎每个都仔细询问，还亲自上去操作一番。但是走到轻工业展厅，他的目光就匆匆了许多，当他看见一个木头模特儿时，眼神是那样惊讶。

    我当时就觉得毛泽东非常重视重工业，因为他的目光中透出那种渴望强大的信念。

    一年后，就是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开始研究设计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据说周恩来和分管经济工作的陈云一同磋商，提出控制建设速度，适当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保证重点，提防脑子过热。当他把这个报告提交中央会议上讨论时，毛泽东说话了：劲可鼓不可泄，应当鼓舞士气。合作化一搞，有人叫得不得了，说搞多了，要砍掉10万个。经济工作有进有退，主要还应该是进……这话的含意非常明白，叫周恩来不要保守，不要反冒进。

    在周恩来身边的同志都知道，中央许多问题上，总理都是高姿态，委曲求全。他虽然在意毛泽东含蓄的批评，但更关心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事业和老百姓的安危幸福。他曾经冷静观察形势，希望让时间说话。可是全国的经济建设不但猛烈过热膨胀，而且迅速演变成了全民性的“大炼钢铁”。到了1958年8月后，神州大地已经被星罗棋布的小高炉熏烧得滚烫滚烫，任何冷静的思考都会遭到无情抵制，甚至批斗。再说，在人们热情空前高涨的“熊熊烈火”中，很难有人能不受熏陶不被感染而保持冷静的头脑。

    此时，中央在南宁召开了会议，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

    会上，毛泽东面对大好形势，又一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重提周恩来想压缩基本建设计划的往事。这次他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点名批评了周恩来，而且，十分严厉。周恩来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但他心里非常清楚，时间一到，滚烫的钢水会立即凝聚成冰冷而沉重的负担，压在中国人的身上，自然规律是残酷无情的。一向严于律己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又一次把自己违心的检查送给了毛泽东。

    到了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直言“犯上”时，毛泽东却把周恩来架了起来，使他无法回到以前的观点上。毛泽东说：“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上讲过，1956年、1957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了。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评恩来同志他们的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地位而代之。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

    对周恩来的批评因为出现了彭德怀而转移了。但是，周恩来心里受压抑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整整三年，他都被视为落后于时代的保守派。

    没有多久，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大跃进”却没有把农民们带进“共产主义天堂”。冒进后的问题像“兵败如山倒”似地滚滚涌来。几乎一夜之间，宣传家们用最美的词句描绘的前景海市蜃楼般地不见了。外债、饥饿像瘟疫一样在全国蔓延，农村首当其冲。

    心情一直郁闷的总理，无法在中南海里心平气和阅读下面反映的材料。他的心在颤抖、在滴血，成千上万的父老乡亲在新中国政权下并未完全摆脱旧时的窘境……他，人民的总理，怎能深居红墙视而不见呢？如果接受了三年挨批的教训，他可以不再出头露面，因为这种局面不是他造成的；如果他对不公平的批评耿耿于怀，他也有理由冷静旁观自然规律给予人类的报应。

    然而，周恩来的记忆储库里没有“个人得失”这个信息，人民的得失就是他的得失，人民的悲喜就是他的悲喜。

    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民领袖，可以从容地面对一切严酷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惟独不能从容地面对百姓的饥号。从1960年到1963年，几年间，总理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工业、农业、军队、学校，每个行业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
第三章 “大跃进”之人祸天灾（2）

    第二节 吃不饱的大锅饭
    河北有一个农民直言警告周总理：“你要是糊弄我们，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

    周恩来决定到下面去，要亲自视察农村的情况。在他还没有离开中南海前20多天，就已经派办公室主任和外事秘书到河北农村做调查研究，下面的许多情况就是他的“先遣部队”提供的。

    这一次，邓颖超也带病和周恩来一同下去。我这个专职摄影记者当然不能落下啦。总理一般出访不和夫人同行，一方面因为总理不愿意让家里人涉及他的工作事务，另一方面邓颖超身体不好，患了严重的胃病。这次到河北，邓颖超的病情好了一点，总理有意让她出来换换环境，顺便做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总理在农村召开会议时，邓颖超一般都坐在外围的地方，她只用耳朵听而不插话讲话。以前总理曾说过，夫人有时出面讲话，别人会当是我这个总理讲话，这样不利于工作。

    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以前跟随总理出访，看惯了总理一尘不染的笔挺衣着和潇洒的风度。这次出发时猛一看总理下农村的装束，觉得好笑：一身棉布质的灰色中山装，既不挺括也不合身，皱巴巴的；热了，干脆敞开怀，一手抓住衣襟当扇，呼啦呼啦地扇了起来。尽管外表如此“土”，却掩盖不住周恩来绝伦的儒雅之气。只是他眉宇间挂着的一丝忧虑，让我感到这次下乡并不是一桩轻松的事。

    1961年5月3日，我们来到河北武安县的一个公社，住在部队的营房里，早晚回营房吃饭，中午就在视察的伯延村就餐。

    伯延村是个公社，有十多个自然村落，人口2.7万，办公共食堂比较早。现在，受灾面大，饥荒严重。周恩来这次到农村是带着考察题目来的，主要有三点：食堂、供给制、包工包产。

    周恩来在伯延调查了四天，先后召集了大小队干部、社员群众、农机站和修配厂的人开会七次，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

    “周总理是大官啊，可不能胡说八道的。”被叫来参加会议的社员，私下你捅捅我，我戳戳你的。农民们虽不知国务院总理属于多少级干部，但他们知道宰相的分量。见总理挨个问他们，他们只是笑，也不敢乱回答。生怕说得不好，让干部怪罪，让总理笑话。周恩来见群众对食堂问题有顾虑，就开口说：“食堂是上面叫办的，下面报告说好，我们没有调查，首先是我没有调查，就相信了。现在调查了一下，不好。不好咱们就不办!”周恩来这番开门见山的讲话，一下子解除了大家的拘谨，气氛活跃了起来。结果，到会的12名社员代表，有10名敞开喉咙反对办食堂。

    其实，到会的社员不知道，周恩来为了掌握真正的情况，曾和工作人员一道“偷袭”了一次食堂。

    到武安的第一天中午，总理提出到食堂就餐，食堂的人赶快叫社员们先打饭吃。等周恩来一行就餐时，不见一个社员的影子。他见桌上为他备了猪肉和鸡蛋，就奇怪地问：“平时你们也吃这么好吗？”食堂的人支支吾吾，说：“是的，是的。”周恩来笑着说：“那你们比我们在北京生活还好啊!不过，今天，我不能吃。苏联逼债，我立了规矩，不吃鸡蛋，不吃猪肉。给村里的病号吃吧，他们比我需要。”这时，本想吃几口肉的我，听总理这番话，惭愧得抬不起头。总理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怎能就不需要呢？我真想给总理碗里藏几块肉，但又怕发现后挨批评。正犹豫中，一碗肉和一盘炒鸡蛋就被总理让工作人员端走了。

    村干部以为周恩来不会再去食堂了。可只过了一天，他又悄悄来到另一个村的食堂，但他还是去晚了，社员已经吃完回家了。炊事员一见总理来，措手不及，连忙盖锅盖，说没有吃的东西了。随同的公社干部就叫总理回公社吃。周恩来也不说话，径直走到大锅前，揭开锅盖，见里面还剩些玉米糊糊，二话不说，拿碗就盛。炊事员慌了，要用干净的毛巾替总理擦擦黑黢黢的碗，周恩来摆摆手，“这没关系，不用擦”。这是周恩来来农村吃到的真正的食堂饭。玉米糊糊下肚了，周恩来心里对食堂的情况也清楚了一半。但是，他还没有调查清楚社员是不是能真正吃饱。公社领导在汇报情况时说，食堂能让社员放开肚子吃，吃不好，但能吃饱。可周恩来发现村子里有不少浮肿病人，知道这食堂汇报有假。

    周恩来又一次召集社员开会，这次人多，黑压压挤了一大房子。周恩来坐在会场的主席台上。和上次一样，一开始群众不敢说话，敢说话的人也只说食堂好，能吃饱。周恩来见老百姓有压力，便笑着指指身后墙上的画像，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则是周恩来。“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的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这次我来是想听大家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

    场子还是很静，大家不敢说话。周恩来见一个农民蹲在他身边，闷头吸烟，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别的人回答说叫“二廷”。

    二廷见总理问，弹簧似的猛地跳起身，直着脖子：“总理，你叫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啦!”

    二廷狠狠咽了口唾沫，一副豁出去的模样。“要说真话，刚才说的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周恩来立即直起身子，神情异常认真：“为什么吃不饱？”

    “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爹娘老子再多吃一点，干部多吃一点，到我们社员嘴的才有三四两，能吃饱吗？要自己做，汤汤水水的总能糊饱肚子。别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几个娃娃，我还是愿意自己做!”二廷的话像拉开闸，大家七嘴八舌诉说食堂的苦衷，有人竟然嚎啕大哭起来。

    周恩来的心在一点点地下沉，这比指他的鼻子骂他还要难受啊。老百姓在食堂里挨饿，可是中央还不知道，他这个总理还不知道，惭愧啊!“乡亲们，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让大家挨饿了。食堂办不好，就不办。”

    二廷不相信地问：“不是糊弄我们？”

    “不是!”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二廷愣冲冲地说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猛然一震，像受了很大的刺激，尴尬地望着若无其事的二廷。刚才还热热闹闹的会场顿时陷入难堪的沉寂，连一声咳嗽都没有。过了好一阵，周恩来突然用少有的豪爽，拍了一下桌面，高声对二廷说：“好!你往下说，为什么两三年，连我也会饿死？”

    二廷也不害怕：“说就说!我们吃不饱，没劲干活，地里打不上粮……长那一点粮还不够咱生啃着吃呢!哪有粮食往上交？一年不交，有国库，两年不交，还有国库，三年不交呢？国库还有吗？你当总理也要吃饭，国库没粮，你能不挨饿？”

    周恩来的眼眶潮了，激动地说：“二廷，你是我下来碰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批评得对，我很难过。上面不了解情况，下面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我能不难过？”

    周恩来站起身，拉住二廷粗壮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能说住我，今天算你行，说住了我。二廷，咱们交个朋友吧!”

    第二天一早，天色蒙蒙亮，周恩来找到了二廷的家，边喊着二廷的名字，边跨进了门，二廷还躺在床上，见总理进来连忙爬了起来。周恩来拍拍二廷的腿说：“二廷你疲劳了。”“总理请坐吧，我家又穷又小，就坐床上吧。”总理侧过头来一看，床里边一溜排睡着几个孩子，有两个醒了，睁着黑溜溜的眼睛，从被窝缝里朝外张望。总理摸摸他们的头问：“二廷，这四个孩子都是你的吗？唉，不容易啊!大的大，小的小，你又当爹又当妈，够累的啊!”二廷连忙说：“不累不累，总理管大事才累呢。”总理抚摸着一个小一点的女孩的头说：“我和邓颖超没有孩子，我帮你带个女儿吧，养大后再送回来。”二廷的头耷拉得更低了。“孩子她妈死时对我说，要我好歹把孩子都拉扯大，我不能辜负孩子她妈。总理，孩子我不能让你带，我养得过来。”二廷说到这儿，两行热泪顺着这位才30多岁却已经过早衰老的脸颊上淌了下来。

    周恩来也难过地背过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