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与宝玺中国皇帝与宝玺的产生，始自秦始皇嬴政。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前称“秦王”，三代及春秋战国时期，一般国君都称“王”。所谓“王”者，按董仲舒的解释是：它的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代表贯穿三者的“天下所归往”，称“王”者即表示天地间的一切都归属于自己。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犹嫌“王”的称号和含义不足以显其尊贵。他曾说：“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于是令大臣们“议帝号”。议论的结果是：昔者，五帝地方千里，还不统一；今天下平定，海内皆郡县，法令也一统，是三皇五帝所不及。秦王嬴政也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于是决定取三皇的“皇”字，五帝的“帝”字，合二而一称为“皇帝”。


至此以后，皇帝就代替了“王”，而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专称。直到清亡，越2200多年之久。而代表其神圣权力的凭信物，就是皇帝的专用“玺印”。玺者，印也，是皇帝的印章。通常只有皇帝的印称玺，或宝玺，皇帝的印章也有公章、私章之分，宝玺属于公章。历代伴随皇帝的更替相传承。凡是皇帝代表国家发布各种诏书及文告时，皆钤盖宝玺。对皇帝印章的分类、管理和使用，各个朝代都有十分严肃的规定。皇权更替的标志，就是宝玺的转移。

中华文明是多民族文明，是域内各民族智慧的总汇。多民族共同参与创建的文明，构成了皇帝与宝玺制度的多民族色彩，特别是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入主中原，建立封建王朝，每次都为这个制度增添了新的民族特色，强化其力度。不了解皇帝与宝玺制度，就难以真正了解中华古代文明。

皇帝与宝玺制度，是十分神秘的。封建王朝，宫深似海，种种禁忌与祖制更使其成为一种难以琢磨的现象，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就会看到一个充满凶险与爱憎的森严世界，一个个皇帝的更替、后妃的荣辱、弄权的奸臣、潦倒的宦官，以及生前的凄凉与死后的殊荣…制度的冷漠与人生的悲欢都在这里周而复始地演绎与咏叹。

中国的封建王朝，曾以其特有的皇帝与宝玺制度统治中国，也以其细密的手段维护着古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安定，保持了中华古文明的连续性。自秦始皇创建了皇帝与宝玺制度后，至清王朝覆灭的两千多年间，占据了俗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半时间，其中秦、汉、隋、唐时期的发展与统治，在中华文明史上占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农业文明的最辉煌时代就出现在这一阶段。中国文明遥遥领先于世界也是在这一阶段。在这中华文明独领风骚的上千年历史时期，皇帝与宝玺制度起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这种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系着中华文明在种族上、文化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融合，使中国文明成为世界历史中独一无二的统一多元的连续文明，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历史上各王朝,维系其封建独裁统治的象征物“宝玺”，自秦始皇开始刻制后，历朝或是传承或是重刻，直至清亡都是如此。秦始皇创立的宝玺制度被汉高祖刘邦全部继承下来，形成了后来所谓的“秦汉八玺制”，这一制度也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和“隋”，他们不仅继承了秦汉的八玺制，而且连规格、名称、纽式、文字都基本不差。直到唐朝武则天称帝时，则独出心裁地增加了一方“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神玺，而将八玺制改为九玺制，同时又将“玺”改为“宝”，从此以后各朝都称“宝”了。北宋增至十二宝，南宋则是十七宝。明朝猛增至二十四宝，清朝除交泰殿二十五宝日常使用外，还供奉着“盛京十宝”。由此可见历朝宝玺的数量是越来越多，而且体积也越来越大，从秦汉的方一寸二到四寸不等，唐朝的方二寸到四寸不等，直到明、清的方二寸九到五寸九不等，最大者有宋朝“宝命宝”“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天皇”的“定命宝”印面竟有九寸见方，而明朝建文帝的“天命明德、表正万方、精一执中、永宙永昌”，“凝命神宝”印面却是一尺六寸九分见方，可谓是硕大无比。

综上所述：中华历代宝玺的特点是体积从小到大，数量从少到多，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另外，历代宝玺的材质，都是以玉料为主，除秦始皇的第一方”受命于天即寿永昌“的传国玺是变彩拉长宝石的和氏璧改刻外，多是和田玉，仅有几方是金质和檀木。而历代宝玺的纽式却清一色的龙纽无疑，但龙的形态又按朝代各有不同，从秦汉的螭兽（小龙）纽，到以后的螭虎纽，而螭龙纽的叫法是唐太宗因避祖父李虎讳而改称，宋朝以后则干脆称做龙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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