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学科教育的百年步履作者：顾黄初 - 『高中教育』 - 教育讨论区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

豆蔻词工

初一

王子的公主

UID 23014
精华 0
积分 3508
帖子 1066

铜币 9
金币 10598
经验值 3508
阅读权限 50
注册 2005-12-21
状态离线

1楼

发表于 2007-9-14 21:06 使用道具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加为好友

语文学科教育的百年步履作者：顾黄初

顾黄初，1933年生，浙江嘉善人。现任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中学语文审查委员，中国教育学会语文教学法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全国叶圣陶研究会理事，江苏省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扬州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教科所所长；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出版《现代语文教育史札记》《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讲话》《语文教育论稿民语文教材的编制与使用》《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等；主编《中国语文教育》《中学语文教师高级进修读本M语文大世界》等多种丛书。发表论文三百余篇。
　　这是个大题目、难题目，在世纪之交，却又是必须探讨的重要题目。应编辑部之邀写这篇短文，自知力不从心，但我有偷懒的办法：一是把“语文教育”定位在“语文学科教育”，口径缩小；二是抽取几个与当前语文学科教育改革联系较多的要点，说说个人的看法，角度集中；三是尽量少说“大背景”，紧紧扣住语文学科本身来探讨某些历史发展的轨迹，靠船下篙。
　　想完之后，提笔试着谈三个问题。

为什么教

这是有关语文学科的性质和任务问题。
　　对语文学科的性质和任务，近百年来人们的认识经历着一个曲折迂回而又不断接近完善的历史过程。这集中叵映在对“语文是工具”这一命题的认识和理解上。
　　对“语文是工具”这一命题，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历史内容。在清朝末年废科举、兴新学之前，也就是当语文学科还没有在中小学堂正式独立设科之前，语文也被认为是一种工具，那是被用来当作应试赴考、摆开仕途的工具，即用来叩开官宦之门的一块敲门砖。1903年新式学堂成立，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分科课程中定语文学科名称为“中国文学”（是为癸卯学制，一般以为是语文学科正式诞生之始）。当时受维新变法余绪的影响，语文作为一种工具，已经不单纯是追求功名利禄的工具，同时也为“从事于各项实业”的工具。直到五四前后，封建政体瓦解，共和政体建立，学校教育的宗旨改变为：（一）培养国民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精神。教育已开始摆脱封建主义腐朽绳索的束缚而成为旨在培养民力、开发民智的工具。辛亥后，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制定颁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其中对“国文”一科作了如下规定：“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这一表述，显然是从当时日本的同类文件中搬来，但也确乎反映了认识上的某些进步：语文是自由发表思想的工具，是培养文学兴趣的工具，是启发智德的工具等等。此后，在旧中国政府颁布的教育文献中．尽管文字上和表述方式上略有差异，但基本精神大致没有改变。在理论界，则各抒己见，如“语文只是人类生存必有之一种工具”1932年，穆济波），“语文为传达思想的工具”（1931年，程其保）等等，论述的角度不同而已。
　　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对语文学科性质和任务的认识，有两点值得重视：
　　一是40年代，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制定《初中国文课程标准草案》，其中对于语文学科的教学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作了如下规定：
　　“本科教学局全部活动，必须贯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观点、方法，以达到下列具体目标：提高学生对大众语文和新社会一般应用文字的读写能力，掌握其基本规律与主要用途，获得科学的读、写、说的方法，养成良好的读、写、说的习惯——这是本科的基本目的。同时，适当配合各项课程，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增进其他各种知识。”
　　上述规定的特点主要反映在思想性、科学性和完整性三个方面。所谓思想性，就是它强调了语文学科教育必须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针。从这个根本指针着眼，在具体目标上突出要“提高学生对大众语文和新社会一般应用文字的读写能力”；同时配合其他课程，“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这就使过去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着意追求的“培养国民健全的人格”的目标有了具体的现实内容和可靠的保证，使争论多年、悬而未决的言文关系、知能关系等问题得到了初步的解答。所谓科学性，就是它强调了要学生掌握大众语文和新社会一般应用文字的“基本规律与主要用途”，使获得的“方法”和养成的“习惯”，都符合读、写、说的科学规律。这是以往的各种《纲要》和《课程标准》中从未提出过的，即使在过去那些专家、学者的论文中也很少论及（国统区的进步学者群，如“开明派”人物曾经意识到这一点，但也似乎未能从理论上充分地阐述过这个问题）。所谓完整性，就是它既提出了语文学科教育的“基本目的”，又强调了要配合其他课程所该达到的其他目的，如提高学生思想认识和增进学生其他知识等等。这样，把语文能力、思想认识和相关各科知识三者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意识到了语文工具的特点和语文学科的综合性功能，又正确分清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提法上相对的完整了。其他如读、写、说并提和能力、方法、习惯兼顾，都体现了观点的周妥。
　　综上分析可见，陕甘宁边区所制定的这份《标准草案》，尽管是在革命根据地内实行的，但由于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广泛吸纳了国统区内部分学者的进步观点，又深刻认识到语文工具的性质和特点，所以比较正确地反映了语文学科教育的客观规律，而且言简意明、表述合理，应该被认为是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上代表正确方向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文献。
　　二是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30年代颁行的《修正中学国文课程标准》提出了语文工具与传播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其中，关于初中阶段的教学目标提到要“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使学生从代表民族人物之传记及其作品中，唤起民族意识并发扬民族精神”；高中阶段规定为“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进民族意识”。且不说适应抗战时期的特点，强调“唤起民族意识，发扬民族精神”的必要，就是从语文工具与传播文化的相互关系而言，也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所以，现在有人把“语文是重要的文化载体”这一提法看作是创新的观点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因为前人已经意识到语文工具与承载、传播文化的内在联系。
　　以上两点之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是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讨论语文学科性质和任务的时候，凡是代表正确的一面的，都是继承了过去历史存留的重要观点，并结合新的现实加以发展的。今后也仍然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思考语文学科教育改革之路的宝贵财富。

教什么

这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问题。
　　在本世纪初，尽管新式学堂已独立设置语文学科，但它不像数、理、化、生等课程可用外来译本作教材，所以无论是“词章”（1902年）还是“中国文学”（1903年）都还没有自己新编的课本。先从小学堂开始，专为小学语文学科编教科书，继而中学堂也不再沿用《御选古文渊鉴》《经史百家杂钞》等古文选本，而有了自己新编的教科书。但名为“新编”，也多半是传统诗文名篇的汇集或略加评点而
已。
　　辛亥革命以后，这种状况开始有了改变。值得注意的历史轨迹有如下几点：
　　一是书面语的分化。语文学科是以语言文字的特点及其运用规则为教学内容的，所以语言文字的发展演变必然要影响到它的教学内容。书面语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脱离口语的，即文言；一种是接近日语的，即白话。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以后，口语化的书面语，在交际领域逐步取代了文言，以致占了统治地位。文言文除了在少数场合还运用以外，多半成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历史文化遗产、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媒介。于是在中小学里，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形成了这样的新格局：低年级（主要指小学和初中）以学习日语化的书面语为主；高年级（主要抬高中）以学习文言为主。从总体上看，是言文并存。这种状况延续到了今天。言文并存，必然要带来这样一系列问题：言文比例问题、言文编法问题、言文取合标准问政等等。
　　二是口头语的分化。传统的语文教育是不重视口头语训练的，新式的油文学科教育开始在学习书面治的同时逐步重视口头语的训练。五四以后，以北京话为标准语音的普通话（五四时期称“国语”），在正式的口语交际场合取代了各地方言，各地方言则在特定地域内继续存在。于是，中小学的语文学科教育中．通过汉语拼音字母的学习和运用，大力推广普通话。五四时期，黎锦熙等人研究“话法”教学，引起普遍重视。这个问题，在旧中国尽管有人呼吁，有人倡导，但很少实绩。新中国建立以看，直到今天，推广普通话仍然是个艰巨任务。面对新世纪的到来，在社会交际日益频繁、人机对话将成为现实的形势下，对中小学生进行普通话的训练，争取在大面积上取得成效，将是我们这一代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三是语文功能的分化。语文工具的社会功能，在语文学科诞生之前，是比较单纯的，学习文言诗文是为了求取功名，所以只要学习一些科场需要的八股文和诗词歌赋的作法便足够。五四以后，语文功能有了明显的分化：文艺文以抒写个人情怀和描述社会百态为特点，语言讲究形象、生动、传神；实用文以记录社会实况、说明事物性状、论述思想观点等等为特点，语言讲究准确、简明、得体；由于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等教育思想的影响，语文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功能日益受到重视，所以应用文的读写训练被列入语文学科教育的教学内容。又因为文艺文有认识生活和陶冶性情的作用，在语文学科教育的教学
内容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三类不同的语文运用形式的并存，必然也要带来比例问题、编法问题、取舍标准问题等等。
　　四是语文知能的分化。语文学科诞生之前，学语文只是读文和作文，并不重视语文知识学习。五四以后，读范文和学知识分化成两条线，在诵读中感悟和在学习语文知识中逐步掌握规律成为语文教学内容的两个重要方面。教科书已改变专选范文的旧哈局．形成在范文中穿插编排语文知识专题短文的新格意。语文能力需要在实际运用中逐步培养，语文知识需要史实际运用中消化吸收，于是在教科书中增加作业练习成为必要。新式教科书形成范文系统、知识系统和作业系文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至于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重视学生语文自学能力的培养，在教科书中增添了指导学生自学的内容，构成了一个有自身特点的导学系统，那就进一步丰富了教学内容。
　　五是语文测试的分化。以一篇作文为语文测试项目的单一方式，是旧式八股科举科场的遗物，新式学堂成立之初还没有完全取消。辛亥革命以后，这种单一的测试方式开始有所改变，直至五四时期．阅读、写作、语文基础知识多项结合的综合测试法逐步挖行，逐步完善。又由于国外教育界流行的较为科学的测试评价标准和方法的引进，给分方式也从主观评价的自一计分法逐步改变为主客观结合、平时成绩与测试成绩三百合的多项计办法。

怎么教

　　这是关于语文学科教育的文学方法问题：
　　新式学堂兴办以前，我国的传统教育，在双学的方式上主要采用个别教授方式，在教学的方法上，主要是教师讲解、学习记诵的方法。新式学堂兴办以后，个别教授的学馆制被集体教授的班级制所替代，但在教学方法上，特别是语文学科，仍沿用过去重讲解、重记诵的传统方法。这种传统方法，由于重在教师讲解，因此是单向的灌输；重在记诵，因此是带强制性的死记硬背。这无疑是对学生身心发展的束缚。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抬头，过去那种严重束缚青少年个性发展的传统教学方法，同追求个性解放、个性发展的时代潮流越来越明显地发生了抵触。努力冲破这种束缚而谋求一种新的、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教学模式，就成了从事新教育的人们所迫切关心的问题。
　　1913年、1921年先后两次到中国来考察教育的美国教育家孟禄发表《对于中国教育意见的概要》一文，其中说到：“中国今日的中学教学方法，是一种讲演式的教授法，学生居于被动的地位，无自动的精神……现在美国教育最新的趋势，不仅使学生自动参与学习历程，并进一步使学生自动解决具体的问题……中国今日的教学法，譬如踢球，只教学生研究踢球方法，不叫学生自己踢球。”“我希望中国学生要努力启发自己的能力，在讲堂上务必要极力发展自己的本能，去问，去研究，去想；能够这样，他日在社会上就可运用这种学识能力做出种种事业来。”
　　我之所以要引述这位资产阶级教育家当年考察中国教育后留下的印象，是为了说明两点：（一）学生处于被动状态的课堂教学确实由来已久；（二）资产阶级教育家尚且能在考察之后提出种种殷切希望，我们自己岂能安之若素？
　　事实上，我国教育界有识之士并未安之若素，而是在美国、日本等国先进教育思想影响下进行了种种语文教学革新尝试。程序教学法、活动教学法、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教学法、分团分级教学法等，都有入进行过实验研究，但终于因为试验者忽视了汉语汉文的特点以及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先后宣告失败。能在吸收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传统教育中的精华，并结合自身的读写实践经验而创造性地予以设计的，当推叶圣陶先生倡导的“导儿学步”教学法，或者叫“引导教学法”。
　　“导儿学步”教学法是在自动主义的现代教育思想和“导而勿牵”的传统教育思想启发下创立的一种新教法。自动主义强调要让学生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独立作业；“导而勿牵，强而弗抑，开而勿达”（引导学生学着走而不是牵着学生走，策励学生自己走而不是推着学生走，启发学生自己去探索而不是代替学生作出结论）的传统教育思想，要求教师善于启发、引导，既不放任自流，又不包办代替。
　　“导儿学步”教学法的完整构想，应该说最早形成于40年代，其代表者是叶圣陶。但这种构想的提出，最早是姚铭恩。姚氏是五四以前在江苏如皋师范附小当国文教员的一位教育改革者，他在1915年发表了长篇论文川。学作文教授法》（载《教育杂志》第七卷六、七号），系统地总结了他对小学作文教学的改革实践经验，提出了有关语文学科教育的一系列精辟见解。我在与上海李杏保合编《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时收录了这篇早期论文，其中“导儿学步”的比喻特别值得重视。姚氏说：“尝
譬作文教授，为保姆事业。儿童作文等于孩提学步。弱小婴儿，必全赖乎怀抱。固已数月之后，足力渐生，则为之保姆者，即当以灵妙之手腕，轻举其纤弱之足部，以练习之。再数月而略能停立，则扶持之；略解移步，则提携之，且当于提携之中，而时或偶一释手，若即若离，以练习其独立或短距离之步行。渐进而达于能自行立之境途。假使不预为练习，逐渐诱引以预备之，而常在怀抱，再知其有年教
龄而硅步不可行者矣。反之而一味放任，吾又如有颠覆倾颓、破头伤额者矣。”他不但注意到外部扶持引导的重要，而且还注意到内部充实其体力的重要，这尤其可贵：“孩提之学步，当有种种之诱引及练习，养成其独立之能力。然特为外部之养护，保姆之表面的职务耳。儿童须有如何之实力而始能立，始能行，则端资内部之营养，营养不足，体力不生，是根本问题尤在内部之养护也。”这里姚氏提出了“导儿学步”的两个前提：一是导其练习，二是增其体力。前者是外部条件，后者是内部条件，二者缺一不可。
　　到40年代，叶圣陶、朱自清在设想阅读教学方法的时候，又提到这个比喻，说：“学生从精读到略读，譬如孩子学走路，起初由大人扶着奉着．渐渐的大人把手放了，只在旁边遮拦着，替他规定路向，防他偶或跌跤。人人在旁边遮拦着，正与扶着奉着一样的需要当心；其目的惟在孩子步履纯熟，能够自由走路。”（《略读指导举隅·前言》）
　　“导儿学步”教学法，在语文课堂教学结构上体现为纵向结构的改革和横向结构的改革。所谓纵向结构改革，就是把阅读教学的过程处理成学生独立阅读（预习）一师生共同阅读（报告与讨论）一学生在理解基础上再次独立地深入地阅读（练习）的过程，把写作教学的过程处理成构思一起草一修改的全程训练的过程。所谓横向结构改革，就是把阅读课分成精读课（举一）和略读课（反三），把写作课分成作文课和练笔课。由此推而广之，形成课内学知识、学规律，课外练眼力、练腕力的生动局面。
　　新中国建立以后，直至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语文学科的教法改革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喜人形势，以独具特色的教学艺术而为国内同仁推崇的特级教师令人瞩目，小学语文界的斯霞、霍懋征、袁瑢、李吉林，中学语文界的于漪、钱梦龙、徐振维、欧阳代娜、魏书生、章熊、宁鸿彬、陈钟梁、蔡澄清、洪宗礼、朱泳焱，犹如群星灿烂，熠熠生辉（顺便说一句，近年来由于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规定了评选特级教师的“指标”，使这种荣誉称号应有的光彩有日渐暗淡的趋势）。以研究这些全国著名特级教师的教
学思想、教学艺术、教学风格为内容的各种专著、丛书，应运而生，为推动全国语文学科的教法改革树立了榜样。
　　以上从“为什么教”“教什么”和“怎么教”三个方面对中国语文学科教育的百年步履作了粗略的概括。然而，就中国的特殊国情而言，20世纪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向社会主义民主独立逐步过渡的时期，是由分裂到统一、由黑暗到光明、由战乱频仍到和平建设的转轨时期，因而在语文学科教育领域，新的、进步的东西与旧的、陈腐的东西相互冲击又相互交织区由于语文学科特殊的复杂性和根深蒂固的历史积淀，以及很不平衡的地域差异，使它的改革进程就大面积而言显得相当缓慢。有些问题，长期以
来人们已经意识到，但在实践上并未找到科学的、合理的解决办法；有些问题，历史上已经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却在“全盘西化”或“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下，婴儿与污水一起被倒掉。择其要，列举如下：（一）汉字教育被严重地忽视；（二）精读与博览不能兼顾；（三）作文的全程训练未能普遍做到；（四）课堂上教师的烦琐分析和简单回答仍然挤占了学生的独立阅读时间；（五）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仍摆不上应有的位置；（六）语文教科书编制的科学化问题没有找到较为理想的解决方案；（七）语文知识教学与语文实际运用脱节；（八）“学语文主要是应付考试”这种倾向越来越严惩九）现代化教学手段还没有在教学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十）学生语文实际水平的科学评价体系还没有真正形成。
　　面对新世纪的到来，语文学科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