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讲义.doc
第一章：唐音初建的初唐诗坛
           　一、齐梁诗风的统治的唐初诗坛
《唐书·陈子昂传》说：“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这条可说明唐初诗坛是齐梁诗风笼罩的。当时，当政的文臣多半是深受齐梁影响的前朝遗老。
1、唐太宗的诗歌
唐太宗本人就承宫体余风，“戏作艳诗”。虞世南曾谏道：“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太宗很嘉许他的诚恳直言，赐绢五十疋。《全唐诗》收其诗共九十九首，其中有少量描写宫廷逸乐生活的浮艳之作，内容空虚无聊，缺乏高远的诗情。在艺术也明显看出齐梁诗风的影响，过于追求词藻的华丽，讲究骈俪对仗，显得刻板呆滞。且在诗中往往过分注意表现皇帝身分，故作矜持。故往往在故作雍容庄重中反显矫揉造作。欠自然风致。不过，说他的创作受齐梁诗影响是实，至于象迄今为止的一些文学史说他是宫体诗的提倡者，则近于枉。从创作上来看，九十九首诗，更多的是叙写战绩、欢庆功成，写景抒怀，赠别怀人等三类内容。反映出一个封建时代创业君王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如：“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星旗纷电举，日羽肃天行。……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还陕述怀》）以及”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经破薛举战地》）前者综述在动乱中，群雄逐鹿中自己的胸襟、怀抱与战斗生活；后者则具体叙述义宁元年大破薛举于扶风，追奔逐北，吓得薛举几乎投降的一场恶战。风格豪放，旋律高亢，把当年的慷慨情怀、激烈的战斗与卓著的功绩，写得虎虎有生气。又如《饮马长城窟行》：“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扬麾氛雾静，纪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灵台凯歌入。”反映了贞观四年春，李勣、李靖大破突厥于白道川（内蒙呼和浩特西）和定襄（内蒙德水河县境），跟踪追击至阴山以北，灭东突厥这一战斗生活。诗歌基调悲凉苍劲，景情并茂，可说是开唐代边塞诗的先路之作。在他的诗中，写景咏物诗占比重很多，而其中许多是借写景咏物以抒写功成思治的情怀的。如《春日望海》，开始以轻灵的笔触勾勒出“披襟眺沧海”这一豪迈的自我形象：“披襟眺沧海，凭轼玩春芳。积流横地纪，疏派引天潢。仙气凝三岭，和风扇八荒。”接着极力描画熙和辽阔的天地，浩渺无际的沧海，以壮阔的自然景象烘托自己的壮怀。“诗的后半转入抒怀：
“有形非易测，无源讵可量。洪涛经变野，翠岛屡成桑。”
以沧海之博大和滋润大地的宏伟力量，隐喻自己驾驭乾坤的巨大壮志。最后直抒胸境，面对沧海，怀念创建了大业的秦皇汉武，表示要建立强大封建帝国的决心。全诗气魄阔大，壮景豪情相映得彰，鲜明地表现出创业君王的胸襟、气派：
“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王。”
此外，还有一些写河山壮美的诗，如《入潼关》、《于北平作》、《望终南山》，也清劲可读。其酬赠怀人之作，数量不多，但写出了诗人真情实感，有一定感染力。如《饯中书侍郎来济》、《望送魏征葬》等，或叙生离的眷恋，或写死别的沉痛。特别《饯中书侍郎来济》一诗值得注意，是太宗的唯一的七言诗，其中已有不少律化的句子，音韵较谐协，在唐诗中较特别，难怪有人误以为是宋之问诗。诗云：
    暧暧去尘昏灞岸，飞飞轻盖指河梁。
    云峰衣结千重叶，雪岫花开几树妆。
    深悲黄鹤孤舟远，独叹青山别路长。
    聊将分袂沾巾泪，还用持添离席觞。
另外他的《赐萧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勉励臣下，表现出沉挚恳切的情怀。
在理论上，他的见解有二：一是反对浮华虚艳，无补于用，主张切实直陈；二是反对轻薄淫放，提倡雅正中和。
总之，在空虚寂寞的贞观诗坛中，在当时控制诗坛的贵族文人诗作里，太宗的诗还算能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生活内容，抒发了一定的真情实感，部分优秀诗章能表现出刚劲气息，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对太宗诗笼统否定，并把魏征作为他的对立面加以抬高，这是不公允的。魏征文艺观与太宗一致。他的诗保留在《全唐诗》中的共三十五首。除为读者所熟知的《述怀》以外，仅有《暮秋言怀》一诗还算有点内容，其余三十三首中的三十一首都是歌功颂德的郊庙乐章，可见他的诗与贞观年间泛起的宫廷诗风并无不同。
不过，尽管雍容庄重是太宗诗的主流，但他少量的描写宫廷逸乐生活的浮艳之作，以及堆砌词藻的诗风，在初唐诗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宫廷诗的继承者虞世南，
在初唐诗坛，宫廷诗人还有虞世南，他是前朝遗老。在陈朝时，就因为“文章婉缛”，“徐陵以为类己”而得名。在隋代就写过《应诏嘲司花女》等宫体诗。入唐后的作品几乎全是奉和、应诏、侍宴等类作品。如前所述，仅管他劝谏过太宗好作艳诗，然其所作，多居此类。只有五绝《咏蝉》尚有兴寄，诗云：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诗从蝉的居高写起，讴歌了蝉的清高风雅和不同凡俗的品德。一二句写景，三四句抒情。首句用“垂緌”写蝉下垂在树枝条上悠然自得的姿态，这是写其静；第二句用“出疏桐”，写蝉之呜叫，状其动。三、四两句抓住“流响”进而抒写自己的议论。借颂蝉的“居高声自远”，暗谕自己是有才华的人。暗点能处于高位，是靠才能，而不是靠阿谀奉承。全诗形象完整丰满，韵味含蓄深长。
3、绮错婉媚的上官体
继虞世南之后，最有名的宫廷诗人是上官仪（？——664）。他做过宫廷侍臣，受到过太宗、高宗的宠信，常替太宗起草诏令，是一个御用文人。他所作的诗全部是奉和应诏之作。在形式上，专门追求辞藻的典丽；在内容上无非是把皇帝、公主奉承歌颂一番。如“沛水祥云泛，宛郊瑞气浮”，“花明栖凤阁，珠散影娥池”一类浮辞艳句，触目皆是。又如他的《八咏应制》一诗就是典型的齐梁宫体诗。“瑶笙燕始归，金堂露初晞。风随少女至，虹共美人归”，一派浮华的生活气息。这种诗，当时人们纷纷仿效，称之为上官体。《全唐诗》卷二收其诗共二十首。
上官仪在理论上提倡所谓“六对”，《诗苑类格》载他所说“诗有六对”：
    一曰正名对，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是也；
    三曰连珠对，萧萧赫赫是也；四曰双声对，黄槐绿柳是也；
    五曰叠韵对，彷徨放旷是也；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是也。
另外还有所谓异类对（如：“风织池间字，虫穿草上文”）、回文对（如“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这种原重形式是不足取的，但这对唐代律诗的形成，却也起了催化的作用。
4、其他唐初诗人
在这个时期，宫廷诗人还有李百药、杨师道、长孙无忌。比上官仪稍后，出现在武后时代的害廷诗人是、李义府等。号称“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而在四友中，杜审言（645？——708？）巩县人，杜甫祖父）是佼佼者。他虽然写了许多应制诗，但颇有一些少雕饰、有真情实感的好诗，如其《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诗就是这样的作品
   
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讲析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萍。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首二句不写物而写人，由人而感到景物和气候。宦游他乡，比居住本土的人对节序推移更加敏感。这二句包括了唱和的双方。也为末句“归见”留下伏线。然后，中间四句紧扣“物候新”铺叙“游望中所见所闻的新的物候。当云霞从微茫的地平线上出现，仿佛是谁把它们从海水中推上天幕似的。晴光弥漫于宇宙之间，地上的景色更清晰地显露了：这时过冬的梅花还未凋谢，而青青柳色已经披拂江边，它们一直延展到了江北，知春色过江去了”。这两句是远景，望中所见；下面两句是近景了：春天和暖的气候，催黄鸟放开歌喉，池塘中水苹的叶子呈现嫩绿的颜色，一闻一见写出春光融融的物候。中间四句，铺叙景色，用字遣词，处处细针密缕，分承“物”与“候”而来。云霞、梅柳、黄鸟、绿苹是景物；曙、春、淑气、晴光是气候。这些综合起来，在诗人眼中构成一幅“早春游望”的图景，而这些物和候是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出”字“渡”字，用得有力而生动；“催”字“转”字用得别致而准确。最后才点出了“和”的意思。“古调”乃古雅的曲调，称陆丞原作。“忽闻”二字暗接前面的“偏惊”。因为诗人早已惊心于早春物候的出现，产生了宦游异乡的感慨；现在又听到描写早春的诗篇，触动心事，于是潜藏着的感情一下迸发了，“归思”之情，油然而生，忍不住潸潸泪下，几乎把身上佩带的巾儿都沾湿了。一片热闹的春光，为了这一句，都酿成了一杯思归的苦酒。
该诗在文字上精雕细琢；音调上，被认为是律诗的典型例子：每个诗句中，除平声外，其余仄声字，都严格区分，没相同的音调，把格律也运用到了相当细微的地步。另外，他的《守岁侍宴应制》、《大酺》两诗，亦已完全符合七律的规格。可见杜审言对五、七言律的形成是做出了贡献的。因此，前人说：“近体，梁陈已有，至杜审言而始叶于度。”
象以上这类诗，虽无多少社会内容，但却能写得形象鲜明，工致而不伤于纤巧，在浮艳的唐初诗坛，特别显得难得。
总之，唐初诗坛，齐梁诗风统治着。诗人们大多属于朝廷显宦，政务繁冗。他们写诗，或奉和应诏，聊以塞责；或作为眩耀才华的需要，或作为豪华生活的点缀。他们脱离社会和生活，因此仅能以雕琢词句来掩盖生活的贫乏、感情的空虚。因此典雅、庄重、呆板、堆砌为特点的诗风，也就风靡一时了。要突破当时宫廷贵族文学的圈囿，则非贞观年间的王绩以及稍后的回杰莫属了。至于给它以更有力的冲击，把诗作引向反映较广阔的社会人生，得靠陈子昂了。
二、初唐四杰对诗歌创作的贡献
在高宗至武后初年，出现了“以文章齐名天下”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虽然他们还是齐梁诗风的继承者，深受齐梁作者尤其是徐陵、庾信的影响；但由于他们地位都比较低下，而又富有才情和有建功立业的壮志，而现实却使他们备受打击和排挤，生活潦倒不堪，因此很自然地在作品中表现出郁勃不平之气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上官体诗风不满，做了一些改革，其作品的内容和题材得到了开拓，文风也较活泼刚健，不论写景、抒情、咏物都有了一些新的进展。他们对新的格律形式也有所探索，为稍后的沈、宋对格律诗的定型化打下了基础。
1、四杰的生平遭际
王勃（六四九——六七六），字子安，王通之孙，王绩侄孙。勃六岁能属文，构思无滞。九岁得颜师古注《汉书》读之，作《指瑕》十卷以摘其失。他与兄?勮才藻相类，父友杜易简（杜审言之弟，杜甫族祖）常称之曰：“此王氏，‘三珠树’也！”十四岁，太常伯刘祥道巡行关内，他上书自陈，祥道表于朝，对策高第，授朝散郎。沛王闻其名，召署府修撰，诸王斗鸡，勃戏为檄英王鸡文，高宗怒斥之，斥出府，遂客剑南，后闻虢州多药草，求补虢州参军。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时官奴曹达抵罪，匿勃所，勃惧事泄，便杀了他。事觉，当诛会赦，除名。时父任雍州（今陕西西安）司功参军，因勃案受牵连，左迁交趾令，勃往省，道出钟陵（南昌），都督大宴滕王阁，勃对客挥毫，一气呵成滕王阁序。后渡海溺水而死（高宗上元三年，六七六年）年仅十八岁。作者曾自慨叹说：“七岁神童，与颜回早死何益！”（《感兴奉送王少府序》）没料到，其生命比颜回还短促。因此光阴虚度的感伤，才高自负的傲兀情绪和位卑不遇的牢骚常常交结在他的作品里，尤其在他的文中。诗比文少，不足百首。
杨炯（650——695？），华阴人（陕西华阴县）。幼聪敏、博学，善属文。年十一举神童，授校书郎。永隆二年（六八一），炯与宋之问同为崇文馆学士，迁詹事司直。武后时，坐从祖弟神让犯逆，左迁梓州（四川三台）司法参军。秩满迁盈川（今四川筠连）令。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杀。卒于武后长寿二年（六九三年）后。张说评他“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旧唐书·杨炯传》），现存炯诗三十三首。
卢照邻（约生于太宗贞观九年即635年），字升之，范阳人。十岁从学于曹宪、王义方，调邓王府典签，王有书十三车，照邻披览，略能记忆，王甚爱重之，向人说：“此即寡人相如也。”后调新都尉，因染风疾（风痹症，一说即麻风）辞官。住太白山中，服丹中毒，手足残废。后居阳翟县茨山（今河南禹县北），自号幽忧子。曾作《五悲文》、《释疾文》自述所苦。终于不堪疾病折磨，自投颖水而死，时间在睿宗文明元年（六八四）以后。原有集，后散佚，后人辑《幽忧子集》，存诗九十余首。当其居茨山时，预为坟墓，偃卧其中。自以为“当高宗时尚吏，己独儒；武后尚法，己独黄老；后封嵩山，己已废。”其不得志之苦可见。
骆宾王、义乌人（今浙江义乌）。约生于贞观十二年（六三八年）左右。少善属文，七岁即能赋诗，相传《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踏清波”就是他七岁时所作。尤妙于五言，所作《帝京篇》，当时就认为绝唱，但落魄无行，好与博徒为伍。初为道王（李元庆）府属，拜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从军西域，出关陇，游滇、蜀，又至塞北，历武功（今陕西武功）主簿，又调长安主簿，迁侍御史，时政由武后，宾王上疏谏，诬以赃下狱，后遇赦，左迁临海（今浙江临海）丞，怏怏不得志，弃官而去。时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武后，署宾王为府属。为敬业草檄，流传甚广。武后初读檄文，但嬉笑，读至“一杯黄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很惊异地问：“谁为之？”左右告以宾王所作，后责问：“宰相安得失此人！”敬业败，宾王逃去，不知所终，或说被杀。约死于武后光宅元年（六八四年）以后。
四人生辛年代确切记载者只有王一人。四人生平共同特点是：才高、早慧、位卑，遭遇坎坷，而结局悲惨。四人当中，以卢照邻最长、其次骆宾王，故以年辈论，卢、骆当居前，两人都比王、杨大十多岁。以“诗之高下而论，卢、杨应在后。杨炯曾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张说以为：“‘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卢照邻亦自云：“喜居王后，耻在骆前。”不过，他们讲的都是文。闻一多先生根据四杰的年龄、性格、友情、作风的不同，把他们分为王杨和卢骆两个集团。认为：“四杰这徽号，如果不是专为评文而设的，至少它的主要意义是指他们的赋和四六文。”又说：“在那时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诗的正宗。……按时人安排的顺序，王杨的名字列在卢骆之上，也正因他们的贡献在五律。”（《四杰载〈闻一多全集〉》第三册二三、二九页）。这些说法不是没有理由，但据此废弃诗坛上四杰之称号是不必也不能的。“四杰”称号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他们在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发展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们共同反对了上官仪之流的文风，在客观上和上官体形成了对立的局面，表现了改进齐梁诗的新的倾向。

他们在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发展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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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是好东西